消息人士称，此次加征自美国进口的改性乙醇关税，体现出国家立足自身发展好燃料乙醇这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心，未来我国燃料乙醇的供给面侧重点将放在国内产能扩充，从而推动国产燃料乙醇产量的提升。一方面保障乙醇汽油推广工作顺利实施，充分发挥生物燃料乙醇在环保减排、健康生活和替代化石能源的战略作用;到本世纪中叶，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能耗的40%以上。
由于我国地广人多，常规化石能源不可能完全满足广大农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由于国际上正在制定各种有关环境问题的公约，限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这对以煤炭为主的我国是很不利的。
如果通过技术手段将秸秆热裂解，产生的气体、液体、固体等三相物质都有用处。整个过程的物质循环率能达到85%以上，且能有效“减排”近0.6吨CO2当量。青年创业者李凤雷在辽宁省建平县承包了400多亩的大棚，一年不到的时间，棚里的樱桃番茄、西葫芦、小黄瓜等特色果蔬不仅产量高，而且茎秆粗壮、叶子挺阔、口感清脆。“上午收获，下午就可以运送到北京的超市，新鲜优质！”李凤雷说。因此，立足于我国农村现有的生物质资源，研究新型转换技术，开发新型生物质锯末颗粒机设备既是农村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气体排放、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需要。在农村尽可能采用生物质锯末颗粒机技术，多用生物质能，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可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第一，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帮助农民就业增收。农民增加生物质能消费，
让他底气十足的“秘诀”是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团队创制的炭基肥，而这款生物质又增产的肥料竟是由多年来让人头疼的秸秆变身而来。从2009年开始，南京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潘根兴带生物质团队聚焦秸秆焚烧处理难、利用难、推广难的问题，在国内率先研制示范农业废弃物热裂解生物质炭循环资源化技术，并成功牵手优势行业企业，推动发展生物质新材料产业化，使新技术走出“深闺”，走向应用，为解决农业秸秆等废弃物循环利用探出了新路。可以减少商品煤的购买量，从而减少现金支出；生物质原材料的收集及供应可创造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并给农户带来直接收益。
第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环境条件。生物质燃料的含硫和含灰量远低于煤炭，燃烧温度较低，代替煤炭可以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和灰渣，既能改善农户的室内卫生，又能减少村庄灰渣的堆放和运输量，利于改善村容村貌。
第三，利于保障能源供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农村置换出来的部分煤炭可以用于大容量机组发电或其他用途，既可以缓解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也可以避免农村用煤的低效率造成的浪费。
第四，减排二氧化碳，洁净大气环境。在生物质生长——燃烧利用的循环周期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净增长为零。
第五，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其可持续性优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生物质能源。
我国可作为能源利用的农作物秸秆及农产品加工剩余物、林业剩余物和能源作物等生物质资源总量每年约4.6亿t标准煤。目前，我国生物质能年利用量约3500万t标准煤，利用率仅为7.6%。
2016年非化石能源在我国电力装机容量结构中的占比达到36.6%，但在发电量中的占比则仅为28.9%。其中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则不到1%，因而生物质发电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截止至2016年，我国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达1214万kW，其中农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为605万kW，垃圾焚烧发电容量为574万kW，沼气发电容量为35万kW，各种生物质发电几乎全为纯烧生物质发电，而且其装机容量多为1～3万kW蒸汽参数不高的低效率小机组，纯烧生物质发电项目的供电效率一般低于30%。因此，纯烧生物质的小容量低效率发电不是生物质发电的主要发展方向。
到2020年，我国燃煤装机容量将达到11亿kW，
如今，与老百姓不断提升的餐桌需要相适应，炭基肥已从大田作物转向了特色果蔬，在安徽、辽宁、内蒙古等地投入大棚应用，生物质20%以上，直接提高收益30%左右。“不仅将秸秆变成炭基肥，同时带动生产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这才是生态农业的必由之路。”潘根兴说。如果能够有50%的生物质用于燃煤电厂的掺烧发电，那么燃煤藕合生物质发电机组总容量可以达到5.5亿kW，按平均掺烧量为10%估算，则折算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可达到5500万kW。
